魏然：新媒体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中国目前还处在向工业化转型的时期，从一个农业大国发展为工业大国。同时，中国的转型还包括城市化和现代化。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发展。通过分析消费指标和社会各阶层的规模，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到中级阶段，而中国的全面城市化还需要数十年才会达到目标(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才达到50%)。

        但由于传播科技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信息化与工业化齐头并进。从信息的硬件和基础设施建设来讲，中国有了信息社会的雏形。应该说，中国当前的转型主要是现代化，特别是法制和民主的现代化。然而快速的经济发展，在加剧社会矛盾，例如权力和资本结合产生官员腐败；法制跟不上导致传统的人情和腐败合法化，甚至法律的私有化。在美国，法庭是社会最后一道防线，任何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的争议，法庭说了算。在中国，根据媒体报道和民意，法庭，法官是属于最腐败的一群。

        那么，新媒体能成为解决中国的社会形态落后于经济发展，不断加剧社会矛盾的希望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为什么？我相信传播科技和新媒体对中国的社会转型的影响有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督促政府进行科学的决策。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分化加剧，各种社会矛盾都会表现出来。中国就更需要一种与时俱进的以信息网络为重点的新的公共管理制度。新媒体的发展，有利于督促政府进行科学的决策，提高政府公共政策决策的质量。近年来的公共事件，例如：孙志刚事件，使得政府改变一些政策。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2009年，77个社会热点，其中网民爆料而引发民众关注的就有23个，近30%。而且，新媒体对政府官员进行监督也有一些效果，例如2010年4月，辽宁省庄河市，千人市政府下跪求情的照片，出现在网上，震撼人心，为此市长辞职。可谓“网上一张照，市长丢了乌纱帽”。
总之，新媒体以及网络民意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法制的现代化具有的积极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是新媒体有利于促进主流媒体的改进，促使主流媒体更加关注反映民众关心的话题。网民不断地创造的大量内容造成新媒体内容极大的多元化。在海量的信息环境下，传统媒体不再垄断信息，而且要“聚合”(crow d-sourcing)新媒体上的信息。例如国内一个发行量很好的生活杂志，其每期内容的40%以上，是从网上用户的评荐，推荐而整理，编辑，再出版。在新闻机构，通过新媒体，Q Q，选采访题材，派遣记者到现场，回应网上民众的爆料和投诉，都成了例行的安排。此外，主流媒体离不开网民，突发新闻事件的报道，很多是来自于目击者和参与者，他们通过手机来记录事件，然后传给媒体。

        像在2008年，南方大面积雪灾，受困的卡车司机主动用手机短信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联系，通告当地路段的受灾，堵车状况。中央广播电台的将所有的短信汇集，然后判断出哪里的灾情最严重，再报道出去。当时，连公安部都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着即时的信息网络，坐镇指挥，有效地调动消防人员去援救。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主流媒体可以转变为人们信息交换，传播信息的平台。民众可以帮助主流传媒提高其“社会服务价值。”

        有学者预测，美国从后工业化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在2020年就完成了，中国向现代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任何社会的转型都是痛苦的。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消失，南卡罗来纳州的支柱产业纺织工业凋零，至今还有后遗症。在中国，社会快速而多样的转型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也充满挑战。但是，转型毕竟是阶段性的，总会完成的那一天。这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造成很高的美国人的失业率。不过各阶层的失业率不同，从事资讯，知识的工人(白领)，失业率很低，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体力(蓝领)工人的失业率高达15%，是全美平均失业率的一倍。对转型适应能力强的人，应该在知识上与时俱进。信息社会偏爱有知识，不断学习的人。

        当然，新媒体带来新问题(诈骗，隐私，上网上瘾等)。但是，设想一下，没有新媒体、事情会更糟，中国社会的进步会很不一样。通过变革人们的传播方式，传播手段，新媒体正在改变社会的形态，推动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让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减少震荡。(魏然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